从亨利·列斐伏尔的角度解读空间的商业化生产

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1901-1991），法国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家，被誉为“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是区域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以解决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城市危机为理论旨趣和现实观照，开启了城市空间研究的范式转向，也即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空间转向”，完成了对城市空间属性的分析，揭示了城市空间所蕴含的社会政治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十或十五年前，正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空间的概念还是一团乱麻，充斥着悖论而无法相互协调。伴随着星际火箭技术与航天技术的发展，空间毫无疑问地“流行”起来了：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空间——如图像的、雕塑的，甚至是音乐的空间等等——但绝大多数人嘴里面所念叨的以及一般公众所理解的“空间”（和资本），都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和非同寻常的内涵，即它仅仅是宇宙天体间的距离。

在传统意义上，“空间”一词更多地让人联想到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及其定理，因而它是一个抽象物：没有内容的空壳子。那么在哲学中又是如何的呢？空间遭受到了极大的蔑视，被看作不过是众多范畴之一而已（如康德所说，它是一种“先验的”范畴：一种组织感性现象的方式）。有时，空间又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幻觉与错误：偏离轨道的欲望与行动，“自我”的堂奥，进而也是走向一种异化的和倦怠的、正在分裂和已经分裂的（通过语言和类似语言的——柏格森）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活。

至于说到各种学科对空间的研究，它们最大限度地分割了它，空间按照被简化的方法论前提而遭到随意地肢解：地理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等等空间。空间至多被作为一个空洞无物的领域被扫描，作为对其内容漠不关心的空壳子来看待，但它本身却是被某些秘而不宣的标准所规定：绝对的、光学的几何学的，欧几里德的—笛卡尔的—牛顿的。我们也许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空间”，但却是把它们归拢到一个干巴巴的概念当中。

而被人们干巴巴地使用的相对性观念就是建立这种概念，这种表象、特别是日常生活表象的边上，而对传统空间观（诸如三维性，空间与时间的分离，米尺和时钟，等等）仍然忠心耿耿、敬若神明。

一个具有悖谬性的现象是，也就是说，在某种（极其糟糕的）无法言喻的、无法公开的、难以说清的矛盾中，在实践中——在现存的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中——人们则将空间从一种碎片式的表象与认识形式中解救出来，而引向一个全新的方向。有人（他们是政治家吗？不是。他们更多的是一些政客和技术官僚帮办，则赋予空间以相当重要的权力与权威），有人发明了空间的规划；这当然首先是在法国；这个规划不过是一种理性的格式与标准的法国空间；由于这种规划听任于大势所趋的摆布，现在看起来它（这并非无缘无故）带来了一种拙劣的外观和令人遗憾的发展趋势：如这边是不毛之地一片荒凉，那边却是拥挤不堪水泄不通，等等。

特别是，从地中海经由罗纳谷地、索恩河和塞纳河，到北海岸的这条“自发的”中轴线，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这是一个围绕巴黎和各式各样区域而建立起“区域性的资本”的规划。负责区域发展的官方骨干是一个富有权势的、高度集权的组织，它既不缺少资源也不缺少雄心壮志：而是去生产一个和谐一致的合理性的空间——给予那些正处在“狂热”状态中、一心只想着追求利润的都市发展以一种小小的秩序约束。

今天没有人不会意识到，这项富有创新的、正在实施中的计划（这项计划自始至终既没有对进出口的分析，也不靠国家对资本运转的控制，而是按照金融标准进行的）已经搁浅了的，实际上一无所获，它是新自由主义因而是愚蠢策略的再次组合所造成的。

于是，一种明显的、但从未得到关注的矛盾就出现在空间理论与空间实践之间。这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家们所掩盖的矛盾——他们在空间辩论上混淆是非界限，从宇宙学跳到人类，从宏观到微观，从功能到结构，而没有概念化地与方法论地思考空间问题。空间性的意识形态，是一团重重迷雾，搅乱了原有的理性知识领域，打乱了行之有效且富有权威的规章与清规戒律。

因此，我们要想摆脱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就不要再把社会的空间与社会的时间当作“自然的”事实来看待，而必须按照某些层次等级加以规范化。也不能把它们视为文化的事实，而必须视其为产物。这就导致了空间一词的使用及其内涵的改变。我们不能把空间（以及时间的）的生产看作是类似于通过手工与机器而进行的某些“物体”或“事物”的生产，而是作为第二自然的基本特征，作为社会多种活动作用于“第一自然”如感性的资料、物质与能量之上的结果。新产物？是的，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产物，特别是具有一定的全方位性的（而非总体性的）特征意义上的产物，而那些普通的日常意义上的“产品”（物体、事物与商品）则不然。（即使真的有空间与时间被生产，被切割打包，被交换出售与购买，就像事物与物体那样！）

我们应当注意到，甚至在那个时候（1970年代左右），城市问题已经被极其清晰瞩目地摆出来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问题太清晰了，让人头晕目眩，以至于他们宁愿把目光转向别处）。官方的文件既没有调制也没有掩盖这种新野蛮现象。正像它们所声称的，建筑与城市发展产生了令人瞩目的灾难性后果——大批量的和“毫无节制的”，除了最大利润化之外没有其他策略，丧尽理性与原创性，——即使到现在，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在现代性的光环之下正发生的事，即使到‏现在！

我们怎么可能再固守那些没有新主张的主题（希腊的—拉丁语的：我们自己的，即我们的文明的主题！）呢？城市、城镇、都市还是中心，还是首善之区，还是思想与发明的摇篮吗？“城—乡”关系正以世界规模发生着变化，用“最极端化”的方式来说，就是“世界化的农村对世界化的城市”！如果不清楚地想一下城市所占领的拥有的（或失去的）空间，我们还能够思考城市（“现代的”城市，它在到处传播着剥削—侵略）吗？

我们如果不首先把现代城市构想成为产物，就不可能把现代城市与现代都市现象视为作品（就其宽泛的和强烈的意义而言，一件艺术作品就是改造其原料）。这种在特殊的生产方式之中形成的产物，从来就不可能显露出其极端后果，有时允许某些“其他事物”露面，至少作为期盼，作为要求、呼吁。当然，环境主义者们已经提高了觉悟，并鼓动起舆论：边疆，环境，空气与水的污染，自然——这种“原料”——城市的原料，遭到了无所顾忌的破坏。这种环境主义运动所缺少的正是一种关于空间与社会之间——即边疆、城市发展与建筑等等……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

把空间概括成为某种社会产物，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一种具有新意的与意想不到的提问方式，便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空间作为一种产物，并不是指某种特定的产品——某事物与或某物体——而是一束关系，这个概念要求我们必须对生产与产品概念及其它们的相互关系作拓展性理解。正如黑格尔曾经说过的，一个概念只有当它所指的东西处于威胁或者接近其终结，并因此而自我改变时，才会出现。我们再也不能把空间构想成为某种消极被动的东西或空洞无物了，也不能把它构想成类似“产品”那样的现有之物，再也没有别的意义比这个更恰当的，即它是一种被用来交换的与消费的和处于转瞬即逝中的存在。

空间作为一种互动性的或者追溯性质的产物，它介入于自我生产之中：对生产工作、运输、原料与能源流的组织，产品的分配网络。就其生产性地位作用而言，并作为一个生产者，空间（或好或坏地被组织起来的）成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个组织部分。因此，空间这个概念不能被孤立起来或处于静止状态。它变成辩证的东西：产物—生产者，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支撑物。难道说它不是在发挥着再生产的作用，即在生产设施的再生产、扩大的再生产中发挥作用，难道说它不是那些“在大地上”的实践中能实现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吗？

这个观点一旦经过这样的概括，难道说不就非常清楚了吗，难道说它不能说明很多事情吗？空间已经达到如此显著的位置，它是某种“行走在大地上”的现实，即在某种被生产出的社会空间之中的现实，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难道说不是这样吗？难道说它们仍然“悬浮在半空”，是一种供学术研究的抽象物吗？进而言之，这种理论化方式能够让我们明白（与此同时依然处于现存的生产方式的框架之中）这种规划的根源性，即这是一种空间性的规划。我们把这种规划作为其他声明与规划的一部分来理解，同时也修改了它，并完成了它，但与此同时考虑它的本质，特别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与城市化相关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

第二，也是困难一点也不少的方面：在刻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社会空间被看作是一种上层建筑，作为社会结构与生产力的一个结果，包括财产关系。现在空间已经进入到了生产力和劳动分工的领域；它具有了自身的财产关系，非常清楚——具有了交换的形式，具有了制度、文化与学说。空间可以被出售；它具有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它因而不再固守于这个或那个层次或层面上，而被传统的等级制度所规定。（社会的）空间概念以及空间本身于是逃脱了“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上层建筑”这样的分类法。它像时间吗？也许。像语言吗？这依然可以看得到。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方向应该被放弃吗？我们应当做的是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与创新。

这不仅仅与空间相关。但我们能够与之相反，回到问题的源头，并通过引入一种新的概念并试图发现一些新的和更精致的方法来加深我们的研究吗？这第二个方面正是本书所要做的事情。它假设空间有时是在这些层面之一，有时是另外一些层面上呈现、被构成与起作用。有时在工作与统治（财产的）范围内，有时是以上层建筑领域方式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很不平衡，但处处可以体现。空间的生产似乎并不是这个生产的世界的“主导”，但似乎是通过协调它们，即通过用一种精确的方式，即一种实践而把实践的方方面面都纠集整合在一起。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远不止于此。（社会）空间可以在生产的世界中作为结果、原因与理由同时而发挥作用，但它用这种生产方式改变这一切！很容易理解；它改变着社会，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这里有一部空间的历史（与此同时还有时间的与身体的以及性的历史等等）。这是一部尚待书写的历史。

空间的概念与精神的和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空间纠缠在一起。它是这样一个重构复杂的过程：发现（新的或未知的空间、大陆或宇宙的发现）—生产（每个社会的空间化组织化特征的生产）—创造（各种作品的创造：风景、具有纪念碑和装饰风格的城市）。这个过程是逐步性地、发生性地（具有“起源”），但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同时性的普遍模式；因为每种空间化机制都立足于各种智慧理智的并列对比，立足于那些来自于我们同时生产出的要素的物质性聚集。

不过，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在生产方式之间（处于被考虑中的社会）及其空间之间是否会有一种联系——直接的、即刻的、迅速地掌握、因此是透明化的联系？没有。这里只有不协调一致的差异：意识形态与篡义。这里正是这项阐述工作的开端。例如，在十三和十四世纪图斯查尼(Toscane)透视法的发明，不仅表现在绘画而且首先表现在实践和生产中。乡村的改变，它经历过一个从封建统治到佃农制度的过程：一条条柏树林荫道从小农场引向地主的大宅院，那里正站着一位管理员，因为土地的主人生活在城市里，在那里他是一个银行家，或一个重要的商人。

城市也在发生着具有建筑意义的变化：正面的、排成直线的建筑物，水平化的格局。这样一种新的空间生产——透视——并没有摆脱某种经济的变化：生产与交换的增长，新的阶级的兴起，城市的重要性等等。但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之间并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简单明了的因果联系。这种新的空间的构思、成型与制作，难道不是出自国王和为了画家？还是为了富商？或者出于一种诺言？或者由于诸如此类的城市？有些方面还不是很清楚。空间的历史（像社会的时间的历史那样）远没有穷尽无遗的！

另外一个事例会让我们更加吃惊，但在这本书中却很少加以分析解释，这就是鲍豪斯运动，另外还有勒·柯比西耶。我们曾经把德国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之间的鲍豪斯人——格罗皮厄斯及其朋友们，视为革命者，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但当他们遭受到迫害，被迫辗转到美国后，在那里他们竟然以所谓现代空间，即“发达的”资本主义空间的习艺者（建筑师与设计师）甚至是理论家的身份而脱颖而出。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教学而帮助让这种空间构造与创造出来，使它们“降生到大地上”。唉，勒·柯比西耶是多么不幸与背运呀！接着，他们中又有人发现了大片错综复杂的、漫长的低矮棚户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住宅区。但他们忽略了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正是它既生产出它的空间并与之伴随至终。

在现代性的光环之下，被所谓“现代性”生产出来的空间带着独有的特征：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它们趋于同质化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要素与原料（以及相应地它们所包含的部分要求）的制造，管理与控制的方法，监督与沟通。它具有霸权，却并没有计划或策划。它是虚假的“整体”，却是事实上的统一体。因为这种同质化空间又是悖谬性地被碎片化了的：既是一体的，又是支离破碎的。直至被消解成碎屑而殆尽！它制造出了贫民区，单位，琳琅满目、密如蜘网的独立式住宅，还有那些与周围环境以及市中心了无瓜葛的虚假规划。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严格刻板的等级制：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以及边缘空白区，等等。这个空间行施着一种奇怪的逻辑，我们却错误地把它同计算机化联系在一起，而在它的同质化背后却隐藏着“真实的”关系与冲突。进而，它似乎表现为这种空间的模式或规律，以其（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逻辑而获得了一种更加广阔的范围并实现了某种普遍性意义，在学习与文化领域，在整个社会的工作领域中发挥着类似的效应。

所以，这本著作不仅试图描述我们居住于其中的空间及其起源，而且通过今天社会所生产的空间来追根溯源。这个标题（即空间的生产——译注）并没有公开宣布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让我们回味一下与如下趋势内在一致的这个预定的计划：对社会空间的历史与起源的逆溯式研究——从今天回归到这种起源——接着折回到现在，这就让我们能够对未来与可能瞥上几眼，哪怕不是预见也行。这种趋向引导着一种区域研究，在不同的领域，将它们置于一般的分析框架之中，全方位理论之中。

它的意义与逻辑交叉被作为知识而被如此理解，即这种理解不排除冲突、斗争与矛盾，也不是相反的一团和气。当区域、地方与国家和全世界相互冲击与重合之时，当它们被并入到空间之时，实际与虚假的矛盾既没有缺席也没有删除。意义与矛盾在空间中，如同在其他领域之中，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而不像本书写作时那样。潜在的意义联系并没有阻止对立的战略，或者是市场的或者是军事冲突的。同样在空间中也是如此。

在不同的领域、计划与建筑内有类似的联系：牵连与冲突。如果我们理解了“逻辑—辩证法”以及“结构—连接”，这是我们这里唯一可以以某种特定方式所提出与设想的、而可以在别的地方可以充分阐述的观点。这些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联系会给哲学与政治文化带来一个惊奇，即它把这种复杂性调换了一个个儿，而从别的角度与地方看来非常复杂的问题。

对社会空间的研究指向了某种全球化。但是，让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排除特殊的、确定的“立足于大地”之上的计划。不过，这种研究的内在危险是，它可能会是“一锤子”买卖，之所以体现出这样一种价值，是因为这些可以被控制的、有时被估量的研究，是与本来是联系着的以及被所谓“连接上”的脱节无关的。因此，它接受或苟同了碎片化。这导致了毫无节制的“离心化”和去中心化实践，这就是瓦解空间网络、连接与联系因而是社会空间本身的实践，通过使生产无影无踪！这就回避了一大堆问题——学究式的、逻辑学的和政治上的……

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必须重申这样一个核心观点：生产方式，与此同时作为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类型，组织——即制作它的空间（及其时间）。这是它起作用的方式。假如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可曾创造过自己的空间吗？如果没有，这是因为生产的社会主义方式迄今为止尚还没有自己的具体形式。生产方式在这些领域里规划着这些联系即与它们相互作用的领域。虽然在社会与空间性之间并没有一种确切地、一一对应的联系。

我们不能由此出发而顺水推舟地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激励或智慧，“命令”它在空间中扩展，这种空间现在就应当覆盖整个星球！首先是对现存空间的使用，如水路交通（水渠、河流、大海），接着是道路，再随其后的是铁路的建设，然后是公路与航空港。没有空间性的交通——步行、骑马、骑自行车等等——已经完全消失了。

不过，二十世纪已经创造出新的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它的生产正在无休止地没完没了地持续着。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正在取用着，也就是按照自身的目的占有着预先存在的空间，它们的模型已经事先就形成了。它缓慢地改变和渗透某个已经被巩固空间，但有时会以粗暴的中断的方式来进行（例如二十世纪的农村和乡村风光就是这样子）。

不可否认的是，铁路在工业资本主义及其国家（还有国际）空间的组织过程中发挥着根本作用。但与此同时，在都市范围内电车、地铁与公交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而在世界范围内则是航空独占鳌头。从前的组织解体了，而生产方式则吸收着这些成果。这是一个双重化的过程，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城镇与农村中明显可见，依靠着新近的技术——但与此同时则从城市中心向它的遥远的郊区扩张。

受到集中化的组织，被集中聚集的空间与此同时起到了政治权力与物质生产中心的作用，以期赢得最大利益。社会各阶级提出一种声明，以此来伪装自己，并置身于被征服的空间的等级之中。

不过，在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空间正趋于发展之中，它整合和瓦解着国家与地区。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过程，与全球层面上所发生的劳动分工发生着冲突，与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紧密相关——以试图创造出另外的更加理性化的世界秩序。这种空间的和对空间的渗透已经在实现制度渗透获得霸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这种渗透的核心，如果不是终点的话，即空间的军事化，当然在这里我们不要这样看待（出于好多理由），但它将在既是星球也是宇宙范围内完备这种说明。

这个论题，即作为一个既是同质化的也是碎片化的空间（就像时间是那样的）的论题，早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前便激起了许多反对者。一个宇宙怎么可能既服从于同一的法则，构成一个“客体”，而与此同时又是四分五裂的呢？

这里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想和最近的、已经很著名的如下主张一争高下、一决雌雄，后者就是由芒德布卢特所提出的著名的分数客体理论，它与一种分数的空间概念相关。不过，我们要提出一种既是准—同时的理论又是物理—数学理论的事实，以使得社会经济理论能够更容易地更顺利地被接受。物理—数学空间包含着真空与固体，空洞与投影；它通过碎片的“作用”而维持着同一。这些理论努力因而具有类似性。

芒德布卢特是一名数学家，生于波兰华沙，幼年随全家移居巴黎。他的大半生均在美国度过。曼德博的研究范围广泛，从数学物理到金融数学，但他最大的成就则是创立了分形几何。他创造了“分形”这个名词，并发现了曼德博集合，用于描述那些复杂的、无穷尽的分形形状。

这种分数的空间与多元化的网络之间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碎片化与重建的空间观，后者即使不是一种理性化的统一，至少依然是付之阙如、尚待填补的同质化的统一体。在这里或那里，会不会从现存的生产方式中蹦出来“某些事物”，它通过等级制反对等级制的，以建筑的或计划的方式，即诞生于矛盾，通过暴露矛盾，而不是把它们用一个罩子盖起来？

这里提出一点自我批判：这本书并没有直接地、直截了当地，甚至是用檄文的方式来描述房屋设计、贫民窟、独立小屋、错误虚假的“建筑群”。创造一种新的空间的规划依然是含糊不清的，本书的草案特点这里应该给予修正。作为对空间的使用，建筑的地位不会一直是清楚可见的。

不过，这本书依然保留了几个焦点，今天还可以作为更好加以利用的基本知识加以重读。第一个阶段或环节：要素和将它们孤立开来的要素分析，生产的“活动者”，利润的创造等等；第二个阶段：公开明朗范式性的对立：公与私，交换与使用，官方与私人，正面的与自发的，空间与时间……第三步，这种静止画面的“辩证法化”：权力关系，联盟——冲突，在其中并由这种空间所创造的社会节奏与阶段……

昂利·列斐伏尔

写于1985年12月4日，巴黎

本文转自 | 中外博士学术研究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