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往事揭秘：古老信仰的传承与发展

在车马时代，青藏高原，世界屋脊，环境恶劣、人迹罕至，是‮绝对的神秘之域。而在这个神秘之域中生活的人们都有一个神奇的信仰，那就是藏传佛教。历来，要将这个神秘之域收于麾下，必须要正视他们这个神奇的信仰。

藏传佛教的诞生

佛教传入藏地之始，官方的说法是，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尼泊尔的）。相传，文成公主带着释迦摩尼12岁等身像作嫁妆、尺尊公主带着释迦摩尼8岁等身像作嫁妆，先后入藏，并把佛法带入西藏。但这只是一说，大家听听就行了。实际上，藏传佛教与我们熟识的汉地佛教有很大不同。

众所周知，佛教源于今日的印度、当时的天竺，被传到不同的地方，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是融合本地文化的结果。佛教，融合了儒家精神，就形成了不吃肉、讲仁义的汉传佛教；吸收了原始苯教，就形成了神祇众多、富含咒术，充满神秘色彩的藏传佛教。

民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藏地因为地理原因，文化普及度较‏低。而文化程度偏低的群体，往往就很容易被宗教占领大脑。藏传佛教，成为控制藏区的密码，而最先掌握这个密码的就是蒙古人。

成为皇帝的‎信仰

13世纪，蒙古开始崛起。蒙古是名副其实的战斗民族，靠征战认识世界，只要目光所及，就要收入麾下。

蒙古占领了西夏后，就看到了西藏，就想要。第一次交手，蒙古军团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对西藏恶劣的自然环境却心有畏惧。当时，西藏山头众多，想要武力占领，就要各个击破，那蒙古军团必然要费好大一番力气。再说，对于西藏这个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都很奇特的地方，即使打下来了，常驻也是个难题。在观察到佛教在藏区的影响力后，蒙古人觉得放下屠刀、利用佛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在藏区的多股佛教势力中，蒙古人看中了萨迦派，而萨迦派首领号称班智达的贡嘎坚赞也觉得与蒙古人合作是个做大做强的好机会。双方进行了凉州会晤，达成了协议：萨迦派归附蒙古，并负责劝降藏区的各个山头；蒙古支持萨迦派在西藏一家独大。从此，萨迦派成了蒙古在西藏的代理人。

借助于蒙古军团的势力，萨迦派在雪域高原确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同时，藏‌传佛教也走出高原，走向中央政权。这要归功于被藏传奉为圣人的，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斯巴。

凉州会晤时，蒙古大汗是窝阔台。窝阔台死后，蒙哥上位，把西藏划给了弟弟忽必烈。忽必烈自然要召见代萨迦派的首领，但那时，萨迦班智达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就派自己的继任者八斯巴去拜见忽必烈。

据说，八斯巴了不得，博学多才、法力无边，但具体事迹倒不多，最值得称道的可能就是创造一种全新文字——八斯巴文，可惜没流传后世。但能被忽必烈看中，八斯巴必有过人之处：一是有胆有识，要不怎么能小小年纪就统领一方呢；二是忠诚可嘉，要不怎么能在蒙古军团激烈的内部斗争中，一直坚定地站在忽必烈身边呢！在看中了八斯巴这个宗教领袖后，忽必烈也看中了他背后的藏传佛教。

前面，我们说过，藏传佛教吸收了苯教的许多东西。而苯教是西藏的本土宗教，充满了血腥、暴力、咒语，以及多种怪力乱神。有了这重背景的藏传佛教，很是天马行空，真正实现了跨界发展：可以家族内部相承，比如萨迦派；杀戮也不是多大个事，比如大杀四方的噶尔丹就是活佛；出家人也能成王成霸，号称法王；佛也能活跃在花花世界，叫作活佛……

蒙古人原本信仰萨满教，习惯了装神弄鬼，跳个大神啥的。在华夏文化的儒释道精神中，他们难免觉得教条、空洞，很难找到共鸣。藏传佛教的随心所欲、天马行空，不但符合蒙古人放荡不羁的气质，更能支撑忽必烈夺取华夏的雄心壮志，给元朝这个外来民族建立的政权以合法性。

在妻子察必的支持下，忽必烈不但携全家入教，还奉八斯巴为帝师、奉藏传佛教为国教。从忽必烈之后，每一代元朝皇帝都要受戒，也都有法号，都是“活佛”一样的存在。

有元一朝，藏传佛教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其从业者——大大小小的喇嘛们，也受到空前的优待。他们不事生产，却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还超越于司法之上，以至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帝师制度与推崇藏传佛教，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控制西藏的法门

其实，自从吐蕃崩溃瓦解后，藏地就变成一盘散沙，武力值就更不具备威胁力了。蒙古人不愿意涉足高原，主要不是因为打不过，而是因为畏惧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西藏各派势力也明白这一点，只要不耽误自己过富贵日子，基本上是谁强就归附谁。当搞明白明政权击败了蒙古军团后，西藏各派势力就纷纷表示归附。

明代取消了藏传佛教的特权，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多派扶植，体现了中华文化特点，让互不统属的各方僧俗势力，形成互相制约、互相牵制的作用。

得天下之正，莫过于明。明朝，是在推翻异族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是真正由枪杆子里打出来的政权。明太祖朱元璋带着一身正气而来，是不信邪的，是反感一切怪力乱神的。虽然，有记载说，朱元璋曾封过藏传佛教僧人为全国最高僧官，但那只是出于收服西藏的政治目的的一个封号，并没有赋予实权。

明朝历代皇帝里，有对藏传佛教感兴趣的，他们大封藏僧、大修佛寺、大作法事，甚至接受灌顶。最过分的当属正德皇帝，他曾穿着藏传佛教的僧衣诵经，并自封为大庆法王。但皇帝的这些做法，并非真的将藏传佛教作为信仰，主要还是为了丰富私生活。因为，藏传佛教宣扬的一些东西，如即身成佛、男女双修、巫术魇镇等，确实可以满足皇帝们的一些个人爱好。

受汉家王朝传统思想的影响，明朝皇帝最主要的梦想还是做天下共主，对于跑马圈地不太感兴趣，对海拔奇高、氧气稀薄的雪域高原更加不感兴趣。所以，明朝只对西藏的要求就是，称臣纳贡即可，并不干涉其内部事务。而藏传佛教，只是明朝皇帝手里控制西藏的法门。

活佛转世，与达赖、班禅的诞生

1283年，噶玛噶举派的领袖噶玛拨希圆寂。此前，这个派系一直是师徒相承。但这一次，噶玛拔西的弟子邬坚巴却声称，师父临终前留有遗言，继任者在拉朵方向。根据这个遗言，他抱回来一个小孩，成为噶玛拔西的继任者。活佛转世由此诞生，噶玛拔西是第一个转世的活佛，但最有影响力的转世活佛却不是他，而是达赖和班禅。

明朝永乐年间，西藏又诞生了一个将藏传佛教发扬光大的教派——格鲁派，因其僧人戴黄色僧帽，又被称为黄教。格鲁派的创始人是宗喀巴，而达赖与班禅都是他的传世弟子。不过，这两个称号，可不是师祖传下来的，而是蒙古大汗给的。

明朝时，退回老家的蒙古人又诞生了一位杰出领袖，就是俺答汗。他是成吉思汗的优秀子孙，驱逐瓦剌、占领青海、兵临北京，所向披靡，不但开创了蒙汉友好的新局面，还给今人留下了宝贵遗产，修建了库库和屯，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但这位枭雄曾经很苦恼，随着地盘的扩大、人口的增多，人心散了，队伍越来越不好带了。他急需为自⁤己的领导地位，找一个理论依据。于是，他就看中了藏传佛教格鲁派。而此时的格鲁派虽然影响力巨大，却在藏地深受排挤，正急需武力值爆表的合作伙伴。

1578年，俺答汗和当时格鲁派的杰出人物索南加措就在青海湖畔见面了。就像锅找到了盖，但为了高大上一些，他们自比忽必烈和八斯巴。俺答汗接受灌顶，并给索南加措上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意思就是成就高，见识广的像大海一样的上师；而索南加措也礼尚往来，给俺答汗上尊号“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臣汗”，意思就是英明睿智像成吉思汗一样的领袖。

俺答汗为肯定自己找到了理论依据，索南加措为教派发展找到了武力支持。从此，达赖喇嘛就诞生了。为了要把这个称号一直传下去，索南加措把师父、师爷追封为二世达赖、一世达赖，他自己就是三世达赖。

富有戏剧性的是，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的转世灵童就是俺答汗的曾孙，就是四世达赖云丹加措。这让格鲁派与蒙古人的同盟更坚不可摧，更有争霸雪域的资本。这转世是天意还是人为，似乎已不言而喻。

四世达赖去世后，格鲁派再次陷入了危险的境地。罗桑却吉坚赞挑起重任，完成了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事宜，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顺利诞生。之后，他又与五世达赖一起召唤蒙古新生代英雄人物——固始汗入藏。

固始汗将西藏纳入到和硕特汗国之中，基于蒙古和格鲁派的合作，建立甘丹颇章政权。这个新政权，表面上以五世达赖⁣为尊，实际上全由固始汗操控。

1645年，为了削弱达赖一人独尊的宗教地位，固始汗拜罗桑却吉坚赞为上师，并上尊号“班禅博克多”。班禅活佛诞生了。仿效三世达赖的做法，罗桑却吉坚赞自称四世班禅，追封前辈为一世、二世、三世班禅。

达赖统领前藏（拉萨、山南），班禅统领后藏（日喀则）。前藏涵盖了藏区90%的人口，拉萨的布达拉宫，作为达赖喇嘛的住锡地，也成为西藏的政治、宗教中心。从这方面来说，在旧时西藏，达赖与班禅，谁的影响力大，已不言而喻。但同为藏传佛教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两大活佛，班禅与达赖常常互为老师，对西藏的政局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活佛转世其实就是一项制度

1646年，固始汗派人到北京，表示对清朝臣服。自此，被纳入和硕特汗国的西藏成为清政府的藩属。基于西藏政教合一的属性，为表对藏传佛教的尊崇，1652年，顺治皇帝册封了五世达赖喇嘛。自此，达赖喇嘛，这一黄教内部的权威存在，得到了中央的承认。

清朝皇帝一直宣称满蒙一家，并非真与蒙古人要世代联姻，做一家人，实在是蒙古一直是王朝的不安定因素，不维护好关系不行。藏地因属于蒙古的势力范围，也常常动荡不安。

适逢葛尔丹叛变，藏地各方势力就蠢蠢欲动，甚至暗中资敌。因藏人为主的政教势力与蒙古人的军事力量之间争斗不休，导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被废，又重新确立了新的达赖喇嘛。在达赖喇嘛的一立一废间，西藏的局势更加动荡。为了削弱达赖的影响力，康熙皇帝对五世班禅进行了册封。班禅，也获得了中央的承认，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得到扶持。

借藏地混乱之机，死灰复燃的准噶尔入侵西藏。1718年，康熙皇帝派军援藏。1720年，将准噶尔驱逐出藏后，康熙皇帝废除了蒙藏联合执政，组建了噶厦政府，任命了当地藏人进行管理。这标志着，西藏从名义上的归附，正式纳入清朝直接管辖。1727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协同管理西藏。

雪域高原，看似宁静，却从不消停。乾隆年间，因分赃不均，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逃到廓尔喀国（今天的尼泊尔），怂恿国王入侵了西藏。1792年，乾隆皇帝派福康安出兵西藏，收复了失地。廓尔喀国投降，沙玛尔巴自杀。之后，乾隆皇帝下令废止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转世。

此次西藏危机，看似是个别活佛不消停引发的，但实际上是活佛转世制度中一直存在的弊端导致的。就拿这个叛国投敌的沙玛尔巴佛来说吧，他是六世班禅的兄弟，而六世班禅还有一个兄弟也是活佛。在当时的西藏，多个活佛同出一门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现象。这就导致了拥有特权、掌握政权的喇嘛们，不是一家，就是亲戚，宛如铁板一块，可以肆意妄为，没有约束。

乾隆皇帝，英明神武，透过活佛转世的表象看到了实质。1792年，他老人家撰写了阐述藏传佛教的《喇嘛说》一篇，全面透彻地阐述了“活佛转世”。

一、重视藏传佛教，是稳定边疆的需要。“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号，不过沿元明之旧，换其袭敕耳。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藏传佛教不仅是藏地民众的信仰，也被蒙古人所尊崇，关系到蒙藏两地的安危，不得不重视。

二、所谓“活佛转世”，其实就是变相收徒。“呼土克图（活佛）之相袭，乃以僧家无子授之徒，与子何异，故必觅一聪慧有福相者，俾为呼必勒罕（转世灵童），幼而习之，长成乃称呼土克图。此亦无可如何中之权巧方便耳”。出家人没有儿子，就选一个聪慧有福相的，从小培养，就叫转世灵童，长大就是活佛；这其实和收徒无异，只是叫作“转世”。

三、佛是超越生死的，本没有转世，允许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是为了安抚信徒。“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土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佛陀的境界是身灰智灭的涅槃，无生无死，何来转世，但如果不让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数万僧侣将无所皈依。

四、既然是宗教，藏传佛教就要有个宗教的样子，活佛通过“转世”，搞成家族传承、世卿世禄，是不行的。“孰意近世，其风日下，所生之呼必勒罕，率出一族。斯则与世袭爵禄何异，予意以为大不然”，“转生之呼必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

五、为了杜绝贵族操控活佛转世，乾隆皇帝推出了“金瓶掣签”制度。“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就是要多找一些孩子，分别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小纸条上，放在金瓶里，抽签决定。这个方法虽然不能完全避免活佛转世中的私弊，但肯定会比之前全凭个人授意要强，可以略微公正一些。

这就是金瓶掣签制度，而这个金瓶，就是由乾隆亲自设计的金奔巴瓶，共有两个：一个在拉萨大昭寺，用于达赖（前藏）、班禅（后藏）两大活佛系统转世灵童的认证；一个在北京雍和宫，用于章嘉（内蒙）、哲布尊丹巴（外蒙）两大活佛系统转世灵童的认定。

乾隆的这篇《喇嘛说》，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于北京雍和宫的石碑之上，至今保存完好。在《喇嘛说》发表的第二年，清廷又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除了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还确立了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起平坐的地位。

自此，西藏的各项事务，包括宗教，全面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乾隆皇帝发明的金奔巴瓶，及其所代表的金瓶掣签制度，如今还在发挥作用。宗教信仰是自由，也应给予尊重，但活佛转世，只是一项制度，从来就不是非转不可。历史上，被剥夺转世资格的活佛也不是一个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