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六年，国军上校夫人遭遇了什么？

1948年，一国⁧军上校夫人在医院被6人侮辱，施暴者下场如何？

1948年的武汉，战火纷飞，局势动荡。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一桩令人发指的罪案却在陆军总医院悄然发生。一位上校军官的夫人，本是来照顾患病的丈夫，却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噩梦。六个不法之徒，竟敢在医院这样的场所，对一位军官家属犯下如此恶行。这起案件迅速引发轩然大波，不仅震惊了武汉社会，更是惊动了军方高层。面对受害者的哭诉，面对社会各界的声讨，面对军中将士的愤怒，当权者将如何处置这些罪犯？在乱世之中，正义能否得到伸张？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又会揭示出怎样的社会现实和人性黑暗？

1948年9月初，武汉陆军总医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国民党整编第九师上校团长楼将亮。这位40岁的浙江籍军官因长期在前线作战，身体严重透支，最终被确诊为肺结核，不得不从战场撤下来接受治疗。

楼将亮的妻子陈愉得知丈夫病情后，立即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老家赶到武汉。陈愉今年28岁，出身大家闺秀，曾接受过高等教育，不仅知书达理，更是容貌端庄。为了方便照顾丈夫，陈愉将全家都安置在了医院。

作为一名高级军官，楼将亮在医院享有独立病房的待遇。然而，就在这个本应安⁦全的环境中，一场噩梦正在悄然酝酿。

住在楼将亮病房对面17号房间的六名男子，平日里就以行为低劣闻名。他们经常对进出病房的护士言语骚扰，甚至动手动脚，以至于医院的女性工作人员都尽量避免接近他们的病房。这六人分别是崔博文、凌志、石磐、查大钧、曾玄名和袁尚质。其中崔博文、凌志和石磐都来自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分别担任中校主任、上尉军医和上校副官。查大钧是汉口警察局的一名督查员，曾玄名是第九补给区的少校军医主任，而袁尚质则是一名军校学生。

这六人注意到陈愉的到来后，很快将目光锁定在这位年轻貌美的军官夫人身上。他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对陈愉进行言语骚扰，每次陈愉经过17号病房时，总会听到一些不堪入耳的话语。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陈愉选择了忍气吞声。她尽量减少白天外出的次数，只在夜深人静时才去打水或洗衣服。然而，她不知道的是，这些人早已暗中观察了她的作息规律。

9月9日凌晨2点左右，陈愉像往常一样端着热水盆去打水。就在她经过17号病房门口时，突然被一只手捂住了嘴，紧接着被几个人合力拖进了病房。在这个令人窒息的空间里，六个男人轮流对陈愉实施了强奸。

这场暴行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在整个过程中，陈愉被绑在病床上，衣服被撕成碎片。最后，其中一人还威胁陈愉，如果她敢告发他们，不仅她自己，连她的家人也会遭到杀害。

案发后，陈愉强忍着身心的巨大痛苦，回到了丈夫的病房。她一夜未眠，直到第二天一早，才鼓起勇气来到院长办公室报案。

院长蔡善德和训导员刘家桢接待了陈愉。面对陈愉的哭诉和准确的指认，两人表面上表示会进行调查，但实际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更令人愤怒的是，在陈愉离开后，蔡善德竟然命人彻底清理了17号病房，销毁了可能存在的所有证据。

这种明显偏袒罪犯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六名犯罪嫌疑人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势力，与医院方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即将离世的楼将亮和他的妻子，医院选择了站在这六名恶棍一边。

就这样，案发后的第二天，六名罪犯仍然若无其事地住在17号病房，而陈愉的申诉则石沉大海。当她再次找到医院领导时，却遭到了更加冷酷的对待。训导员刘家桢甚至说出了＂你已经生了两个孩子，反正又不是处女，何必这么在意＂这样令人发指的话。

面对陈愉的坚持，院方甚至企图用金钱来摆平这件事。他们提出让六名罪犯每人赔偿2亿元，然后将他们赶出医院。然而，陈愉并不为所动，坚持要求公正处理。

看到陈愉如此坚决，院长蔡善德竟然开始威胁她，声称如果继续追究，不仅她的丈夫，连她和孩子都会遇到危险。

在丈夫楼将亮的支持下，陈愉决定继续申冤。然而，由于案发到正式检查已经过去了32小时，许多关键证据已经消失。尽管如此，医学鉴定仍然显示陈愉面部有10处伤痕，臀部1处，会阴部4处，但阴道内已无法提取到精液精斑。

就这样，一场漫长的申诉之路开始了。陈愉的遭遇很快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她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威胁。这起案件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也展现了一个普通女性在面对不公时的勇气和坚持。

陈愉遭遇的不幸很快在武汉城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医院方面试图封锁消息，但事件的严重性和涉案人员的身份使得这一案件迅速成为了全城热议的话题。

首先，《大公报》作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率先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该报以＂军官夫人遭轮奸，六恶徒逍遥法外＂为标题，详细描述了案件的经过和陈愉的遭遇。报道中特别强调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指出其中包括多名军官和警察，这一细节引发了公众对于权力滥用的强烈不满。

紧随其后，《中央日报》也对此事进行了跟进报道。作为国民党的官方喉舌，《中央日报》的报道态度相对谨慎，但仍然表达了对这起恶性事件的谴责。该报以＂武汉⁦陆军医院丑闻，有关部门应严查＂为题，呼吁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以维护军队形象和社会正义。

除了主流报纸，当时新兴的广播媒体也对此事给予了高度关注。武汉广播电台在其晚间新闻中多次提及此案，并邀请了法律专家进行现场解读，分析案件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和处理程序。

随着媒体的持续报道，这起案件很快在武汉乃至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表示对陈愉的同情，同时对犯罪嫌疑人和医院方面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在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有的为陈愉打抱不平，有的则对社会治安状况表示担忧。

面对舆论压力，武汉市政府不得不对此事作出回应。市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已经注意到此事，并承诺将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然而，这份声明的模棱两可的措辞并未平息公众的怒火，反而引发了更多质疑。

与此同时，各界妇女团体也迅速行动起来。武汉妇女联合会在得知此事后，立即组织了一场声援活动。数百名妇女代表聚集在武汉市政府门前，手持＂严惩罪犯，还军嫂一个公道＂、＂打击军中败类，维护女性权益＂等标语，要求政府和军方给予公正处理。

这场声援活动持续了三天，引起了更多市民的关注和支持。许多路过的市民自发加入到队伍中，使得声援规模不断扩大。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民众集会，武汉市政府不得不再次作出回应，承诺将尽快组织专案组对此事进行彻查。

除了妇女团体，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也纷纷发声。著名作家林徽因在接受《大公报》采访时表示：＂这不仅是一起普通的犯罪案件，更是对整个社会道德底‫线的挑战。如果连军人的家属都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在军方内部，这起案件也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基层军官和士兵对此表示愤怒，认为这六名犯罪嫌疑人玷污了军人的荣誉。有消息称，一些部队甚至出现了要求彻查
此案的请愿书，这引起了军方高层的高度重视。

国民党军委会主席蒋介石在得知此事后，据说曾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严厉斥责道：＂军纪不整，军威何存？此等败类，必须严惩不贷！＂这一表态在军中迅速传开，进一步加大了对案件处理的压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的进展却似乎陷入了停滞。尽管社会各界的呼声不断，但由于涉案人员的特殊身份和复杂的利益纠葛，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过程变得异常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激进分子开始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表达不满。有人在武汉陆军总医院门口散发传单，详细列举了六名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和职务，并呼吁民众进行抵制。还有人试图闯入医院，要求见到院长和相关责任人，这引发了一些小规模冲突。

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武汉警察局不得不加强了对医院周边的警戒。然而，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平息民众的怒火，反而引发了更多质疑，有人指责警方＂保护罪犯而不是受害者＂。

就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之际，案件却出现了新的转折。就在陈愉准备向更高层申诉之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使得整个案件的走向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在社会各界对案件的关注度持续攀升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彻底改变了案件的走向。1948年10月15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36天，陈愉的丈夫、国民党整编第九师上校团长楼将亮因病情恶化突然离世。

楼将亮的去世不仅给陈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也给整个案件的处理带来了新的变数。一时间，各种猜测和流言四起。有人认为楼将亮的死亡是一场意外，也有人怀疑这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目的是为了阻止案件的进一步调查。

面对丈夫的突然离世，陈愉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然而，她并没有因此放弃追求正义。在丈夫下葬后的第三天，陈愉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再次来到武汉市政府，要求继续推进案件的调查。

这一次，陈愉的行动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一些同情她遭遇的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在市政府门前举行了一场悼念活动，既是为楼将亮送行，也是为陈愉打气。这场活动吸引了数百人参加，其中不乏一些社会名流和退役军官。

面对如此局面，武汉市政府不得不再次作出回应。市长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将成立专门调查组，彻查楼将亮的死因，同时也会继续推进陈愉遭遇强奸一案的调查。这一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公众的怒火，但人们仍然对案件的进展保持高度关注。

然而，就在人们期待案件能够有所突破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10月28日，也就是楼将亮去世后的第13天，六名犯罪嫌疑人中的三人突然＂失踪＂了。这三人分别是崔博文、凌志和石磐，他们都来自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

这一变故引发了新一轮的猜测和质疑。有人认为这三人是畏罪潜逃，也有人怀疑他们可能已经被秘密处决。更有甚者，还有传言称这三人已经被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以避免案件进一步发酵。

面对舆论的压力，武汉警察局不得不公开通缉这三名＂失踪＂人员。然而，这一行动的效果却十分有限。尽管警方声称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搜捕，但始终未能找到这三人的踪迹。

与此同时，剩下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查大钧、曾玄名和袁尚质也受到了严密监控。他们被限制在军方指定的地点，不得随意外出。然而，这种做法也引发了一些质疑声音，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变相保护罪犯。

就在案件陷入僵局之际，一个意外的发现为整个调查带来了转机。11月5日，一名在武汉郊区务农的农民在自家田地里发现了一具男尸。经过警方初步鉴定，这具尸体正是＂失踪＂的三人之一——凌志。

凌志的死因很快被查明：他是被人用利器刺中要害致死的。这一发现立即引发了新的猜测。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内部矛盾导致的灭口，也有人怀疑这是某些势力为了平息公众怒火而采取的极端手段。

无论如何，凌志的死亡无疑给案件增添了更多悬疑色彩。武汉警察局立即扩大了搜查范围，希望能够找到其他两名＂失踪＂人员的下落。然而，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崔博文和石磐仍然如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陈愉的处境也变得越发艰难。一方面，她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威胁；另一方面，她也要应对丈夫去世后的经济困境和抚养孩子的重担。然而，即便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陈愉仍然没有放弃追求正义的决心。

就在人们以为案件可能就此搁浅时，一个意外的消息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11月20日，一份署名为＂正义之士＂的匿名信被送到了《大公报》编辑部。这封信不仅详细描述了案发当晚的情况，还提供了一些此前未曾公开的细节，包括医院方面如何销毁证据，以及某些高层人士如何介入案件。

这封匿名信的出现，再次将案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纷纷猜测信件的作者究竟是谁，是知情人士的良心发现，还是某些势力的有意泄露？无论如何，这封信的内容无疑为案件的调查指明了新的方向。

随着匿名信的出现，案件调查出现了新的转机。武汉警察局在压力之下，不得不重新组建了专案组，由资深刑侦专家李仲元担任组长。李仲元曾参与破获多起重大案件，其办案能力和公正立场在警界享有盛誉。

专案组成立后，首先对匿名信中提到的线索进行了深入调查。他们重新走访了医院的工作人员，并对案发当晚的值班记录进行了详细核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些令人疑惑的细节。

首先，案发当晚的值班记录存在明显的篡改痕迹。原本记录陈愉入院时间的一栏被涂改过，显然有人试图掩盖某些信息。其次，负责处理陈愉伤情的几名医护人员在接受询问时表现出明显的紧张和矛盾。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

经过连续数日的突击审讯，一名叫做张明的年轻护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案发当晚，医院院长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随后便下令销毁相关证据，并要求所有知情人员保持沉默。张明由于良心不安，一直想要说出真相，但⁡又担心遭到报复。

这一重要突破让调查工作有了实质性进展。专案组随即对医院院长展开了秘密调查。他们发现，这位院长与案件中的几名嫌疑人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而且在案发后曾多次与某些军方高层人士秘密会面。

与此同时，专案组也没有放松对另外两名＂失踪＂嫌疑人的搜捕。他们在武汉周边的乡村和小镇展开了地毯式搜索。这一努力最终取得了成效。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他们发现了崔博文的踪迹。

崔博文被捕后，很快就崩溃了。他交代，案发后，他们三人曾得到某位高层人士的暗中庇护，被安排藏匿在各地。然而，随着案件持续发酵，这位高层人士为了撇清关系，决定除掉他们。凌志便是在这种情况下遇害的。

崔博文的供述为案件investigation提供了新的方向。专案组开始着手调查那位神秘的高层人士。然而，就在他们即将突破时，一个意外的事件打断了调查进程。

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案发三个月后，武汉突然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人罢工。这场罢工原本是针对物价飞涨和工资拖欠的抗议，但很快就演变成了对政府的全面不满。在混乱中，警察局遭到了冲击，大量案卷和证物被毁。

这场突如其来的动乱给案件调查造成了严重影响。不仅许多重要证据遗失，专案组的部分成员也在混乱中受伤。更糟糕的是，趁着这个机会，最后一名在逃嫌疑人石磐也成功逃离了武汉。

面对如此局面，陈愉几乎陷入绝望。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援手出现了。著名律师宋慈棠主动提出要为陈愉提供法律援助。宋慈棠不仅在法律界享有盛誉，还与多位政界要员有着密切联系。他的加入无疑为案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宋慈棠的协助下，陈愉向最高军事法庭提交了上诉。她要求军方对案件进行彻查，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这一举动引起了军方高层的注意。为了平息舆论，同时也为了维护军队形象，军事法庭最终决定接手此案。

1949年1月，军事法庭派出了一个调查组来到武汉。这个调查组由多名资深军法官员组成，他们的到来给案件调查带来了新的转机。他们不仅有权调阅所有相关档案，还可以直接询问涉案的军方人员。

调查组的工作进展迅速。他们很快就发现，案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复杂的利益网络。不仅涉及到军队内部的贪腐问题，还牵扯到了一些地方官员和黑帮势力。这个发现让整个案件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

就在调查即将有重大突破之际，国内局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国共内战的白热化，武汉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变得日益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法庭不得不中止了对案件的调查，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更为紧迫的军事事务上。

然而，陈愉并没有就此放弃。在宋慈棠的建议下，她决定将案件公之于众，希望能够通过舆论压力推动案件的进展。她开始四处奔走，向各大报社和电台讲述自己的遭遇。她的经历很快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同情。

就在陈愉为案件奔波之际，武汉的局势却在急剧变化。随着解放军的步步逼近，国民党政权在武汉的统治日渐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案件的走向再次出现了变数。

1949年5月，随着解放军逼近武汉，国民党政权在当地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局势下，陈愉案件的发展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就在国民党政府准备撤离武汉的前夕，一份机密文件被一名良心未泯的军官匿名交给了陈愉。这份文件揭示了案件背后的真相：原来，这起强奸案不仅仅是几个军官的个人恶行，而是牵涉到一个庞大的军队内部腐败网络。

文件显示，被指控的六名军官实际上是这个腐败网络中的小喽啰。他们平日里仗着军队的权势，在武汉城内为所欲为，而上级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陈愉的遭遇只是他们众多恶行中的一起，但由于陈愉丈夫的特殊身份，使得这起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更令人震惊的是，文件还披露了楼将亮死亡的真相。原来，楼将亮并非病逝，而是被腐败网络中的高层人士暗中毒杀。这些人担心楼将亮会继续追查真相，危及到整个网络的存在，因此决定采取极端手段。

这份文件的出现，让整个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一起单纯的强奸案，而是演变成了一起牵涉军队高层的重大腐败案件。然而，就在陈愉准备公开这份文件的时候，武汉的局势再次发生了变化。

1949年5月16日，解放军开始对武汉发起总攻。在混乱中，陈愉带着两个孩子和那份机密文件，躲藏在了城郊的一个村庄里。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开始有序撤退，城内陷入了短暂的无政府状态。

就在这个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直下落不明的石磐突然出现在了陈愉藏身的村庄。原来，在逃亡期间，石磐一直躲藏在这个村子里。当他得知解放军即将进城时，决定向陈愉坦白一切，以求得宽恕。

石磐的供述进一步证实了机密文件的内容，同时也补充了许多؜细节。他交代，当初对陈愉实施强奸的不仅仅是那六个人，还有其他几名军官也参与其中。而且，这种恶行在武汉并非个案，而是这个腐败网络长期以来的＂惯例＂。

更令人震惊的是，石磐还透露，楼将亮之死与一笔巨额军费贪污有关。楼将亮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这起贪污案的线索。为了保守秘密，某些高层人士决定除掉楼将亮。

就在石磐坦白的第二天，解放军进入了武汉城。陈愉带着孩子和那份机密文件，主动向解放军报案。新政权对这起案件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调查组对案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他们不仅核实了陈愉的遭遇，还顺藤摸瓜，挖出了潜藏在军队中的这个庞大腐败网络。许多涉案人员被逮捕归案，其中包括多名高级军官和地方官员。

然而，案件的主要责任人——那位下令毒杀楼将亮的高层人士，却已经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尽管如此，新政权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地还原了案件的真相。

1950年初，武汉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最终判决。参与强奸的军官和地方官员被判处重刑，涉案的医院院长和其他知情不报的人员也受到了相应惩罚。虽然主要责任人未能绳之以法，但这个判决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还了陈愉一个公道。

案件告一段落后，新政权考虑到陈愉的特殊经历和她在揭露腐败方面的贡献，决定给予她适当的补偿和安置。陈愉被安排在一所学校任教，两个孩子也得到了妥善照顾。

然而，案件带来的阴影并没有随着判决的下达而消散。陈愉虽然获得了公正，但失去丈夫的痛苦和长期奔波带来的身心创伤，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愈合。她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希望能够唤起社会对类似案件的重视，同时也作为对丈夫的纪念。

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最终成为了那个动荡年代的一个缩影。它不仅揭示了旧政权的腐败和黑暗，也折射出了普通民众在乱世中的无助和挣扎。同时，案件的结局也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预示着社会秩序和法治建设的重新开始。

多年后，当人们回顾这起案件时，往往会感慨命运的无常和正义的力量。陈愉的经历，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中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被后人反复传颂。而这个故事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和人性光明，也成为了后来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创作素材，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