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发展速度可谓是一日千里，只用了短短20年时间，便在很多领域，追上西方的发达国家。

这种近乎奇迹般的崛起，让西方学者极为好奇，纷纷投入大量时间去研究中国。

来自英国的马丁雅克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大国雄心》《当中国统治世界》等优秀作品获得了无数专业人士的赞誉。

作为一个中国通，马丁雅克在很多问题上都曾给出了一针见血的回答。

比如很多欧洲人都好奇，为什么每次中国陷入分裂后，都能回归一统，几千年来从未断绝。

对此，马丁雅克教授认为中国之所以具备大一统的历史惯性，其背后是有多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是几乎无法去复制的。

优越地理的馈赠

马丁雅克教授出生在英国的考文垂，曾先后就读于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后他顺利进入了布里斯托大学担任讲师。

之所以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是因为马丁雅克本身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在年轻时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成为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后，马丁雅克受邀在《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等权威媒体担任专栏作家，并多次参与BBC电视台的节目，分析有关中国的各类问题。

在某次节目上，马丁雅克教授针对“中国靠什么维系了数千年的文明大国统一”这一问题，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解答。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维持大一统的历史惯性，是多方因素影响下的历史必然，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地理因素。

19世纪，欧洲曾流行过所谓的“地理决定论”，支持这个观点的思想家很多，比如法国的大思想家孟德斯鸠，以及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和拉采尔。

“地理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根本因素，其中民族特性、社会组织和文化发展的因素受影响最深。

如今看来，这个理论未免有些极端，但地理确实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影响。

在马丁雅克教授看来，中国维持大一统的关键地理因素是两条绵延几千里的长河，它们分别是黄河与长江。

众所周知，古代城市的选址基本都在河流附近，这样能最大程度解决城市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的问题。

因此，大河便成为了古代文明孕育的摇篮，两河流域诞生了古巴比伦，尼罗河浇灌出了古埃及，而古印度更是完全仰赖恒河。

中国自然也是如此，源远流长的黄河与长江孕育了华夏文明，几乎所有古代城市都分布在这两条母亲河周边。

而水运是古代最便利的交通方式，能大大降低运输成本，提升运输效率。

可以这么说，有了黄河与长江的辅助，华夏地区的统治难度大大降低，很有利于大一统王朝的出现。

不仅如此，长江和黄河的存在，还为华夏民族注入了“团结统一”的基因，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根据史料记载，黄河和长江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水灾，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处处泽国、无人生还的惨剧。

面对如此恐怖的天灾，个人的力量肯定是微乎其微的，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华夏先民们很早就意识到一点，必须“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能在天灾之下争取一线生机。

当华夏先民陆续开发出“水利设施”“大型堤坝”的技能点之后，对“统一政权”的需求度便愈发高涨。

他们很清楚只有完成华夏统一之后，才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投入足够的人力和物力展开水利建设。

而这种“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思想也深深刻进了华夏儿女的DNA中，帮助我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中央集权制的出现

当然，地理因素只是一方面，毕竟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我国的地理条件，但它们都没有诞生绵延数千年的大一统国家。

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适配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哪怕出现了短暂的统一，也无法避免“旋起旋灭”的命运。

想要搞清楚什么是适配大一统国家的政治制度，首先必须了解史学界对“封建社会”的全新定义。

早些年，历史学家地将古代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阶段。

但马丁雅克等学者在近些年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划分方法完全立足于欧洲史的研究成果，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并非如此，它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原始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中央集权制。

根据史书记载，古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在西周出现，其表现形式是分封制，即周王室把土地分给各个诸侯，诸侯全权管辖其领土内的臣民，手下还能拥有大量军队。

欧洲封建时期施行的也是类似于分封制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很容易导致地方拥兵自重，因此很难维持大一统。

实际上，分封制在中国很快就被抛弃了，因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制便取而代之。

而中央集权制有两个标志性的内容，一个是郡县制，另一个则是流官任期制。

所谓的郡县制，就是把地方分成郡和县的二级政权，它取代分封制之后，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获得了明显提升，这对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都有着明显的促进效果。

其次，所谓的流官任期制则是指中央指派管理地方的官员不能长期待在一个位置上，必须在不同郡县之间进行调任。

这个制度有效避免了地方做大的可能，也促成了官僚制度的诞生，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从贵族封建制度转向了中央集权制。

以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来看，集权制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是中国能长期屹立于世界之巅的重要保障。

被集权制加强后的中央政府，可以集中全国之力，去赈济灾民、搞定重大民生工程，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秦汉之后，民心逐渐从分封转向了大一统，而后者最终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社会共识。

在这种共识的影响下，中国虽然屡次遭遇分裂危机，但最终都成功挺了过来。

儒家思想的奠基

实事求是的说，大一统的理念之所以能深入人心，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点，还有一个因素也是非常关键的，它就是儒家文化。众所周知，华夏民族的同化能力是最强的。

很多异族进入华夏之后，很快便能完成融合，最后变得与汉人无异，这一点是极难做到的。

历史上无论是阿拉伯人，蒙古人还是突厥人，都曾经创造过疆域辽阔的帝国，但他们始终未能同化境内的其他民族。

因此，当这些民族建立的帝国陷入混乱后，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再没有了统一的可能。

而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延绵几千年，一直保持统一，儒家文化是重要的压舱石，它为大一统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思想武器。

严格来说的话，“大一统”这个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还是儒家。

儒家的多位圣人均推崇“大一统”的理念，比如孔子曾对“一匡天下”的理念做出高度赞赏，而“亚圣”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天下“定于一”的说法，荀子也反复强调过“一天下”。

在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便成为了唯一的官方学说，它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所有读书人。

而这些人恰恰是国家和政府的管理者，他们从小学习孔孟之道，自然也都认可“大一统”的理念。

当国家陷入分裂后，这些被儒家学说教育长大的人，会一心想着实现大一统，以此来获得青史留名的机会。

不仅如此，后世的一些大儒还对“大一统”理念进行了优化，将“国”和“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他们的影响下，老百姓逐渐认可了一个说法，那就是“覆巢之下无完卵”，只有国家统一稳定，每个家庭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当“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谚语流传天下后，每一个华夏儿女，都会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中坚力量。

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大一统”观念看上去并不尖锐，它始终都包裹着一层“和而不同”“海乃百川”的外衣。

在儒家学说的洗礼下，相对其他文明，中原王朝对外是更开放和包容的，能迅速吸收异族的习俗和文化。

因此，历史上的匈奴、鲜卑进入华夏之后，都顺利完成了融合，成为了汉家儿女的一员。

而这些人在儒家思想的引导下，逐渐转变为“大一统”理念的拥趸，成了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结语

由此可见，中国能成为维系数千年统一的文明大国，其经验是不可复制的。

它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客观上需要有利的地形，主观上还要有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儒家的意识形态。这三者缺一不可，后两者恰恰是很多古代文明所不具备的。

可以肯定的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深深刻进了华夏儿女的血脉中。

参考资料：

《“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考古学研究 . 2022 (03)

《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中国在治理国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国际在线2021-06-30 10:35